致命的自负-哈耶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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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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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的名字在中国也许已经不为人们所陌生，但对他的思想及主张能有较为全面而深入了解的人却不是很多，甚至在中国的知识界也是如此。《致命的自负》是哈耶克生前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他最重要和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同时，作为这套“西方现代思想丛书”中的一种，这也是第三次选择译介他的著作（前两种分别是《通往奴役之路》和《自由宪章》）。而这部著作又不同于以往，在某种程度上，它实际上是“哈耶克对自己毕生所反对‘极权社会主义’的思想努力的总结”。正是由于本书集中体现了哈耶克全面而系统地批判他所谓的“社会主义”的主题，认为“社会主义”的思想主张是一种“致命的自负”、“一种谬误”，它的译介出版势必会在中国读者中产生影响。这样，如何正确理解哈耶克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概念，自然就成为受人关注的问题。
事实上，哈耶克的“所谓‘极权社会主义’是指20世纪上半叶出现在欧洲的那种‘社会主义’，它与20世纪后半叶在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中崛起的‘第三世界社会主义’有本质的不同。后者的合法性建立在受到西方殖民主义压迫的民族利益自觉的基础上，前者的合法性则立基于对西方资本主义现状的‘彼岸’的向往。欧洲的社会主义，与它的对立物——欧洲资本主义一样，被韦伯定义为‘理性社会主义’，与‘理性资本主义’构成一对政治范畴。在这样的思想视角下，哈耶克以这本书的副标题——‘社会主义的谬误’挑明了对‘社会主义’的批判，就应当被理解为是对‘理性社会主义’及其思想根源——‘建构理性’的批判”。哈耶克的矛头所向实际上是指韦伯等代表人物鼓吹的西方国家中的多数“左派”政党所吹捧的那个“社会主义理想”。这一点是读者在阅读本书时所必须加以把握的。
其次，哈耶克作为西方国家中右派政治势力所极力推崇的理论家，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是不言而喻的，但哈耶克更多地是从学术的角度来阐释他的思想主张，而且其中也不乏某些“亮点”。比如，哈耶克反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霸权主义。反对西方某些国家凭借其经济政治实力向全世界推行其价值观的做法。尽管他毕生极力鼓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捍卫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他将之称之为“自发秩序”和“扩展秩序”；但他认为这种“扩展秩序”在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只能是在“无人能知其后果的情况下，在漫长的岁月中自发进化而形成的”。它不是“某个主体的自觉设计的结果”。由此推之，它因而更不能靠外部力量强加和推动，一个国家选择何种“秩序”是其内部因素自主自发地发展的结果。
最后，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哈耶克对于自由市场经济的推崇与捍卫，并力图以他的“扩展秩序”的理论加以美化，以致被撒切尔及里根等政治家奉为新的“镇山之宝”，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市场经济所造成的环境问题、物质不平等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以及资源浪费、人的技能天赋的不能充分发挥等等，表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是有其客观存在的理由的，哈耶克对此也是心知肚明，尽管他坦然承认这些事实，但他却无所作为，选择了回避与沉默。
王昊
200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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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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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的自负》一书并非哈耶克的早年作品，而是他生前最后一本重要著作。但是当1988年开始出版《哈耶克全集》时，编者巴特利三世（w.w．bartley，Ⅲ，）却把它列为首卷。因此最初读到它时，读者心中也许不免会有些不解：一本新作乍一面世，就以全集第一卷的面目出现，总让人觉得有点不合常规。
不过只要我们把全书读完，便会觉得他这样做也并非全无道理。哈耶克写此书时已耄耋奎之年，缘起则是1978年他曾打算以“社会主义是否是个错误”为题，在巴黎这个西欧左翼思想的大本营与对手设场斗法，来一场最后决战一般的大辩论。这种在学术讨论中有些反常的做法当然不易得到落实，哈耶克便在同道的鼓励下，把原为论战而准备的简短宣言，扩展成了这本通俗易读的《致命的自负》。由这一成书背景所决定，它可以算是哈耶克对自己毕生致力于探讨市场文明的运行原理、反对计划经济选择的一个总结。因而把它作为《哈耶克全集》的一个长篇序言来看待，倒是十分估当的。
既单纯又复杂的思想追求
从二战期间开始撰写《通往奴役之路》到这本《致命的自负》，哈耶克度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他也从一个十分边缘化的经济学人，变成享誉世界的思想家。《通往奴役之路》可被视为哈耶克向计划经济发动一场全面讨伐的正式开端。它在当时英语读者的市场上虽然十分成功，但是战后学术圈内对待它的态度，却令哈耶克灰心。这反映在他的文字生涯中，便是从战后直到1960年出版《自由宪章》前的十多年里，哈耶克基本上没有再认真介入这种论战。到了70年代，哈耶克一贯反对的凯恩斯主义方案已经千疮百孔之时，他的思想才又引来了越来越多赞赏的目光。1974年他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声誉也由此达到顶峰——虽然经济学界不少人认为这与其说是因为他在专业经济学上的贡献，不如说是承认了他捍卫资本主义文明不屈不挠的精神。当然，在这段时间里，他的思想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它既变得相当复杂，从另一方面看又依然十分简单。
言其复杂，乃是因为他的学说成分日趋驳杂而精深。从《通往奴役之路》，经过《感觉的秩序》、《自由宪章》和《法律、立法和自由》等宏篇巨著，到最后完成这本《致命的自负》，他的知识基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说他最初的立论基础大体上局限于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和少许古典自由主义学说，那么这一基础最后则已变得极为庞杂，除原有的经济学之外，他又从哲学、法学、历史、心理学、语言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