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敘事纬语-刘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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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

刘小枫

前言

构思这部小品文集有好些年了。

九○年，北岛兄约我给他主编的《今天》写稿。那时我在巴塞尔念书，正临古希腊语和拉丁语考试关，满脑子单词和词尾变化规则。在古典语言课上读了一些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散文，联想到读过的现代小说，即兴写了《沉重的肉身》，不过为了换换脑筋。这篇几千字的小品刊发后，出我意料，得到文学界一些朋友谬奖，怂恿我再写。打那以后，脑子里就不时冒出些意念――但仅意念而已，功课繁重，没有精力来编织这些纬语，也就搁下了。

九三年到香港，老友林道群嫌我的学究文字艰涩难懂，文风变得让人厌烦，问我有没有非学究性的文字，我就把臆想中的这部文集给他，答应半年交稿。谁知四年如烟，学务、编务缠身，全是道问学的学究事，这些小品写得断断续续，总不能如意。写小品比写学术论著费精耗神得多，如今终于成章，算是生命经历的缘份。

文集的构思费了一番心思，读者要是留意到各篇顺序的刻意安排就好了。所谓现代性伦理，指的是人民伦理和个体自由伦理。时下人们正身不由己地从人民伦理脱身出来，转向个体自由伦理。本书的叙事纬语从人民伦理转到自由个体伦理，主要围绕中欧两位当代作家的叙事，以探讨两种不同的个体自由伦理的差异。

文集做预告已三年多，害得有读者不时徒劳寻问，在此深表歉意。纬语没有写完，想好的意念还有好些――赫尔岑讲的“家庭戏剧”、阿玲讲的自己与米勒的故事、帕斯捷尔纳克讲的拉拉的故事、艾柯讲的修道院故事……，都有意思。为了尽快向友人和关心的读者交待，先就此打住。

需要交待的是，原刊于《今天》的《沉重的肉身》当时写得仓促，这次重新写过。部分篇章分别在《读书》月刊和《上海文学》刊发过，结集时都有不同程度的修改。 刘小枫 1998年5月于香港

引子：叙事与伦理（1）

上帝知道多少人的头发，伦理学就知道多少个人。

――基尔克果

一九六七年春天……

院子里只剩下我们一群十岁左右的小孩子，父母们和大孩子们都参加文化大革命去了。有的在学习班里背主席语录改造思想，有的在大街上通宵达旦辩论造反还是保皇，有的在不知什么地方彻夜印传单。那个春天的日子，其实是相当激动人心的。

趁大人们不在，院里的小孩子们分成两个阵营，用自制的木头大刀和长矛玩相互厮杀的游戏――从底楼杀到三楼，从三楼杀到底楼，免不了有喊叫、受伤、委屈、流血、哭号。我们每天晚上都玩这种游戏，敌对的两个阵营每天都在分化、重组，有人叛变，有人当奸细，有人当领导核心。

一天――那个激情万端的春天并无特色的一天夜里，敌对阵营的头目和谈失败后，指挥自己的部队（一方番号是“井冈山兵团”，另一方番号是“延安纵队”）开始厮杀，院子里闹哄哄的。突然停电了，整个院子一下沉入黑洞洞的深渊，厮杀的双方再也看不清对方。世界�那之间不在了，没有父母在身边，又没有电灯的处境使模仿的革命游戏激情变成了不知身在何处的恐惧。两个阵营之间虚拟的敌对伦理不见了，大家不分政治观点，不分男女界限，牵着手，搂着腰，挤缩在一起，不知如何度过入春后依旧冷冽的这个寒夜。

我们中间有一位刚念初中三年级的大孩子，也许因为高度近视，没有上大街辩论或散传单。他并没有参加我们的革命游戏，只是同时给斗争的双方提供战略和战术指导。只有他在没有电灯的黑暗中显得比较自在。黑夜静得让我们心惊。

叙事与伦理（2）

这个大孩子说，我给你们讲个故事。

他坐在破旧的窗台上，讲起了福尔摩斯的故事，故事中的惊险覆盖了我们心中的恐惧。接着，他讲了凡尔纳讲的奇妙的故事、雨果讲的令人感伤的故事、梅里美讲的让人痴想的故事。他叙述的时候，我们不再惊恐地四处张望，不再慌张地想要寻找蜡烛，甚至不再期待电灯重新亮起来。这个大孩子讲的前人讲的故事，像温暖的手臂搂抱着我们，陪伴我们被遗弃的、支离破碎的长夜。时间，若有若无的时间被叙事填满了。

从那以后，我们不再玩分成两个阵营厮杀的游戏，而是要这大孩子讲故事。直到有一天夜里，大街上的革命斗争已经动枪了，院子没有停电但必须关灯，我们围坐在大孩子脚下，他仍旧坐在破旧的窗台上讲故事――讲雨果讲的《笑面人》，大家都忘记了关灯，一颗半自动步枪子弹不知从何处飞来，横穿过大孩子的脸颊，崩掉了他三颗大牙…… 据说，人类开始讲第一个故事时，与我们院子停电时的处境差不多：原始穴居人在夜色降临后，感到时间的支离破碎和空间的若有若无，有一天――故事总是从这暧昧的有一天开始，一个年长的穴居人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