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撵
作者:子峭
1.-前言：“我”为什么要杀人？
加缪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这话经过一番还原，其基调还是柏拉图那句话：哲学就是预习死亡。我敢说，如果没有死亡这回事，就绝不会有哲学，就像没有生命就不会有生命科学一样。正是死亡催促人们追问意义，要不然，人如果可以永远活下去，思考意义就属于多此一举，甚至根本就不可能了：追问意义的前提是人的生命的有限性。
导致死亡的非正常方式除了自杀，还有更常见的方式：他杀，即杀人。如果自杀是个严肃的哲学问题，则杀人又何尝不是？反正只要与死亡相关，就注定与哲学脱不了干系。于是问题就来了：人到底有没有权力自杀？以及：人到底有没有权力杀人？对这两个问题，我的回答是：人没有权力自杀，但有权力杀人。
这回答可能会让一些人大跌眼镜。我这样说，不是故作奇论，而是基于如此这般的思考：生命是一件很神秘的事情，对于神秘之事，我们只能诉之于天，也就是说，生命的到来乃是天意，人对此无能为力。虽然傻瓜都晓得，一对男女只要愿意，可以通过性的结合而创造生命，可是准确说来，这“创造”与其说是创造，还不如说是行使天意：男人和女人不过是生命到来的一座桥梁——这桥梁本身乃是天意的体现，精子和卵子也不过是命运的使者罢了。——天是什么？天就是那个至高无上的无限，不可穷极者。而人作为有限的存在，如何能违背那个无限的旨意？天让我生我就生，天让我死我就死，天让我是男人我就是男人，天让我是女人我就是女人，天让我长成如此这般我就长成如此这般而不是如彼那般。只要你愿意，你也可以把天称为命运或天命。你什么时候生，这是天意，是你的命运，你什么时候死，这也是天意，是你的命运。只有傻里傻气的浅薄鬼才敢妄称可以主宰命运。可以被主宰的不叫命运，而叫奴隶。命运若降格为奴隶，那人们就没有任何必要发明命运这个词，可以用奥卡姆剃刀毫不留情剃掉。
当然，我说人没有权力自杀，不等于说人没有能力自杀。只要你想，你可以随时采取各种方式了结自己的生命：跳楼啊，投水啊，上吊啊，吃毒药啊，吃安眠药啊，把头撞墙啊，把刀架在脖子上啊，或者把手枪瞄准太阳穴啊，诸如此类。不管怎样，我以为这些方式都是违背天意，逆天而行。一句话，人没有权力自杀，因为生命不仅仅是你自己的，还是上天的。人如果自杀，那就是僭越上天之权，视神力为无物。
可为什么人又有权力杀人呢？
我说人没有权力自杀，这个权力直接与天相关，神圣不可冒犯。而我说人有权力杀人，这个权力不与上天相关，不是什么天赋人权。直说了，“人有权力杀人”中的“权力”，不是天赋的，也不是自封的，而是被杀者赋予杀人者的一项权力。从此意义说，这项权力是一种政治权力，基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来。这种关系，可以说是一种地狱般的关系（所谓他人即地狱），否则也不会导致杀人这种极端的政治关系。当然，这里所说的政治，不是在利益的意义上而是在尊严的意义上。尊严之为尊严，本身就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政治关系。简言之，杀人者的杀人权来自于被杀者，是被杀者赋予杀人者的一项特别权力——这“赋予”可以是无意识的，也可以是有意识的。我确信这是一个极其复杂微妙的过程，可以是心理过程，可以是思想过程，可以是情绪过程，可以三者都是，横竖三言两语说不清。正因此，我才起了通过一部小说来说明这一过程的念头，具体展现被杀者赋予杀人者以杀人权并行使杀人权的详细过程。
这个念头早在八年前（2002）我第一次读《罪与罚》时就产生了，那时候我上大三。这本书虽然以“罪与罚”命名，似乎“罪”与“罚”处于一种对等关系，实则陀思妥耶夫斯基重点描写的还是“罚”——杀人后的心理，而对“罪”——杀人前及杀人过程——的刻画较为简略，只占不到四分之一的篇幅。这令我颇感遗憾。当然，篇幅不说明问题，只要写得精彩，哪怕只占十分之一也好。可是，我读《罪与罚》却读不出拉斯科尔尼科夫杀人的必然性，不管是心理上的必然性，思想上的必然性，还是情绪上的必然性：总之，其间的因果关系没有充足的说服力。也就是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杀人前的心理铺垫还没达到说服读者（至少是我）的程度。当然，对杀人后的心理描画，那是相当精彩的，这另当别论。
有鉴于此，我想写一部具有充分说服力的杀人小说，要把杀人的细腻心理过程展现出来。可是，这对于我难道不是一件异想天开的事吗？毕竟上帝一清二楚：我没有杀过人，甚至连一只鸡都没杀过，有时候还因为踩死一只蚂蚁而忏悔半天，老天爷，一个如我这般的人，现在却要写“一部具有充分说服力的杀人小说”，这不是天方夜谭吗？
两年后（2004），仿佛冥冥中有一个力量为了让我获得素材，云南大学发生了马加爵杀人事件。在万千杀人事件中，这件事一枝独秀凸立在我印象中，对我触动极大。当时我即将毕业，还记得中山大学周围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公安部发布的A级通缉令：悬赏20万元人民币全国通缉马加爵。看了那触目惊心的通缉令，还有媒体对马加爵杀人的大肆渲染，我一时又动起了写小说的念头；只可惜由于诸多原因，不得不暂且放下。来日方长，等以后吧，反正在死亡这个不速之客到来之前我要写这样一部小说。
今年重读《存在与时间》，时隔六年再读，感触又不一样。读到后面“良知”一节，心灵突受震动，一瞬间又想起了马加爵案件。马加爵杀人的心理一直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心理要是合理起来那才怪呢），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这种不可思议，我以为仅仅通过心理学或社会学是找不到答案的，必须诉诸哲学。而要把这种心理过程详尽展现出来，哲学又难免捉襟见肘，必须求助于文学。几乎在一秒钟内，我就决定了尽快动笔写这部怀胎已久的小说。怀胎七八年，再不写肯定要难产。当时是3月11日，我决定构思二十来天，4月正式动笔。结果两天后，我肚子里的“孩子”就搞得我身心动荡，呼之欲出：我实在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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